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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柴荣闭上眼睛，靠在椅背上。他的嘴唇在微微发抖，不知道是冷还是别的什么。偏厅里的火盆早就灭了，灰烬冰凉。“好。”他的声音有些哑，“好。”

    李俊生在他对面坐下来。桌案上除了城防图，还有一碗凉透了的粥。粥面上凝着一层薄薄的白膜，边沿有几道干了的裂缝。他看了那碗粥一眼。“柴兄，你没吃饭？”

    “吃了。吃不下。”柴荣睁开眼睛，看着他，“李公子，契丹人粮草又被烧了。这次他们会退兵吗？”

    李俊生想了想，在脑子里把这几天的推演又过了一遍。契丹人的粮草，第一次烧了一千车，第二次烧了九船，第三次烧了一百车。耶律德光不是傻子，他是打了半辈子仗的老将，他知道自己的粮草还能撑多久——也许五天，也许三天。他要么退兵，要么把运粮队的人数再增加一倍。增加一倍，护卫就多了，粮草就安全了。但护卫多了，运粮的人手就少了。人少了，粮就运得慢。运得慢，城下的兵就更饿。这是一个死循环，怎么走都走不通。

    “会。”李俊生说。

    “什么时候？”

    “快了。”

    柴荣看着他，目光里有期待，也有一丝说不清的东西——那是一个被围困太久的人，看到一线希望时，既想相信又在犹豫的复杂神情。“会”和“快了”这两个词，他在围城的这些天里听了无数遍。从王朴嘴里，从赵匡胤嘴里，从张永德嘴里，从每一个将领嘴里。每一次听到，他都觉得希望又近了一点。但每一次听完，城还是围着的，契丹人还是没走。

    但他相信李俊生。这个人说“会”，就是会。说“快了”，就是快了。不是因为他有什么根据，是因为他从来没有说错过。从相州的粮草，到永济渠的粮船，到洹水北岸的粮仓，到运粮队的粮车。他说的每一件事，都做成了。他说的每一个结果，都应验了。

    当天下午，斥候回报：契丹人拔营了。不是退兵，是拔营。他们从邺都城北十里处拔营，向北撤了三十里，在洹水北岸重新扎营。

    柴荣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正在正堂里和将领们议事。张永德站起来，走到城防图前面，用手指着城北的位置，指节敲得桌面咚咚响。“柴公子，契丹人退了三十里。这是好兆头。”

    “不是退。”赵匡胤摇了摇头，他左肩上的绷带今天拆了，活动了一下手臂，眉头微微皱了一下还在疼，“是怕了。怕我们再烧他们的粮草。撤到洹水北岸，离城远一点，粮草安全一点。但他们还在邺都附近，没有走远。”

    “粮草都被烧了，他们拿什么吃饭？”张永德转过头瞪着眼睛看他。

    “草原上还有。运粮队还在运。”赵匡胤的声音不紧不慢，“只是运得慢了。怕我们打。人同此心。我们想打，他们怕打。怕，就慢。慢，就饿。饿，就退。迟早的事。”

    张永德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又闭上了。

    正堂里安静下来。柴荣坐在主位上，看着城防图，目光从城北移到城西，从城西移到城南，从城南移到城东。他的手指在图上游走，走了一圈又一圈。最后，他的手停下来，落在城北的位置上——洹水，契丹人新扎营的地方。“赵将军说得对。契丹人还没退，只是怕了。怕了就好办了。怕了，就不敢打了。不敢打了，我们就能喘口气了。”他抬起头，看着那些将领。“各位，这些天辛苦了。回去歇着，养精蓄锐。契丹人再犯，我们再打。”

    将领们站起来，抱拳，一个接一個地走了。李俊生也站起来，准备走。

    “李公子，你留下。”柴荣说。

    偏厅里只剩下柴荣和王朴、李俊生三个人。冬天的夜晚来得早，天已经黑了。仆人进来换了蜡烛，又加了一盆炭火。炭火烧得很旺，偏厅里渐渐暖和起来，冻僵的手指开始恢复知觉，针扎一样的刺痛一阵一阵的。

    柴荣坐在椅子上，双手捧着茶碗。茶是新泡的，热气从碗口升起来，在灯光下袅袅地散开，像一缕淡淡的炊烟。“李公子，契丹人退兵之后，你想做什么？”

    “练兵。”李俊生说，“把邺都城的兵力从七千练到一万，从一万练到两万。兵强马壮了，契丹人就不敢来了。契丹人不来了，朝廷就不敢动了。朝廷不敢动了，我们就能喘口气了。喘过这口气，再做下一步。”

    “下一步是什么？”

    李俊生沉默了一会儿。这几句话他上次说过了。但柴荣又问了一遍。他不是没记住，是想听更多。“整顿军制。把‘兵归将有’改成‘兵归将有、将不专兵’。兵是朝廷的兵，不是将领的私兵。将领带兵打仗可以，养兵练兵不行。兵源由朝廷统一招募，粮饷由朝廷统一发放，将领只负责训练和指挥，不负责招募和供养。将调兵不动，兵换将不散。谁当节度使都一样，兵还是那些兵，不会跟着节度使跑。”

    王朴的茶碗顿了一下。他抬起头，看着李俊生，目光里有审视，也有担忧。这些话他听过——在李俊生写的那份《平边策》里。那份东西他看了三遍，每一遍都觉得心惊肉跳。不是因为他不同意，是因为他太同意了。同意到害怕。“李公子，这些话，在邺都城里说说可以。出了邺都，不要对任何人说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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